会昌信息港 互联网 2009-8-2 17:52:40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6期

　　天降大任于斯人，大多给予磨炼，小平同志大约应了这句古话吧。好在这种人为的磨炼一去不复返了!

　　1969年至1973年初，“文革”中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危难之时，他矢志不渝，除了参加劳动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离开江西回到阔别了三年多的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复出”。

　　第二次被打倒，流放江西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5·16通知。在这之后不久，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撤销一切职务。1969年10月初，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这时，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当厄运再次降临到他面前时，周恩来对这位老战友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0月1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挂通电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电话，知道这是来自北京中南海的长途电话。“你是程世清政委吗?”电话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他一听是周恩来总理，便谦恭地报告道：“总理，我不是程政委，程政委外出了。”

　　“程政委不在?”周恩来又问：“杨栋梁司令员哪里去了?”

　　程惠远答道：“杨司令员也下乡去了，他们经常在下面蹲点。”

　　“你担任什么职务?”周恩来又问道。

　　“总理，”程惠远回答，“我担任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恩来总理在电话中指示：“中央决定部分首长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不能全当劳力使，也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收房费也要照顾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以向他汇报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以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报来。”程惠远接完电话，立刻着手整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记录，然后分别送给文道宏(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等领导看完后，立刻乘车直接去找程世清汇报。此时，程世清正在紧靠安徽边境的婺源县搞调查。

　　按照程世清的意见，江西打算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赣州，并于19日下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到汇报后，又做出新的指示：“那里离南昌太远，又是山区，交通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几岁的老人了，得了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把他们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当然，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省革委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重新研究，决定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新建县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少将的房子，又称“将军楼”。

　　10月20日下午，陈昌奉(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部长)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罗朋布置任务：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就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直呼其名，就叫“老邓”。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

　　离开北京前，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夏伯根，收拾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于10月22日乘坐一架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从北京起飞，飞抵南昌向塘机场。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邓小平三人先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看望了邓小平夫妇。尔后，杨栋梁在省革委保卫部的人陪同下专程到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勘察，认为此处甚好，当晚即向中央“二办”汇报了邓小平住处和劳动场所安排情况。

　　住进“将军楼”，下厂劳动

　　10月26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被送到了“将军楼”居住。时年30岁出头的省军区宣传干事黄文华被选中作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际上是担负“明保暗监”的任务。他也在“将军楼”一楼住下。邓小平一家人住在二楼。程世清和陈昌奉到“将军楼”看望邓小平时，陈昌奉见小楼外有战士(炮后团的一个班)站岗监管，便当即指示部队，“门口不要站岗了，改为坐岗”。当时，邓小平没有工资，一个月只发200元生活费。为了节约开支，邓小平和卓琳在“将军楼”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开荒种菜，还喂养了几只鸡。

　　罗朋考虑到第四(修理)车间的排长陶端缙是名共产党员，为人厚道直爽，既和气又很心细，责任心强。车间内20多名职工，老工人多，纪律性强，业务技术都比较好。将老邓夫妇安排在这个车间比较放心。于是，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陶端缙，并严肃交待：车间领导班子一定要团结，要管理好，要有一个好的秩序，不能散漫，要让老邓夫妇在厂里劳动放心。对老邓夫妇的安全只准做好，不能出差错。他们劳动能做多少算多少。要注意他们的休息，特别要注意他们的安全。还进一步交待：每天下班都要关好门窗，防止有人破坏。老邓夫妇到了你车间，安全就由你负责。

　　1969年10月下旬的上午，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厂里劳动。邓小平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刚开始，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安排邓小平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卓琳安排在电工班拆、洗线圈。陶端缙原以为让邓小平洗零件是个轻体力活，没想到洗零件需要经常蹲下站起。邓小平毕竟是65岁的老人，站起来时不得不深呼吸一口，然后再费力地蹲下去继续干活。老陶看到后，心里觉得非常不安，他问邓小平，您的眼睛还可以吗，描图纸行不行?可是，以老人的眼力干这份“精细活”，毕竟还是不行。无奈之下，老陶再次征询意见，帮你找个钳工的活好吗?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哇!这个我行。40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就这样每天早上8点钟，邓小平、卓琳步行半个小时到工厂。一进车间他都笑眯眯地用四川口语说一声：“同志们早。”干活时，卓琳拆线圈，邓小平当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邓小平干活时非常认真，有时干得满头大汗也不休息一下。有一天，卓琳看到他干得脸都发白了，就叫他坐下并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邓小平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每天下班时，工人师傅会给邓小平端来一盆热水洗手，邓小平也不忘慢悠悠地说句：“明天见。”

　　有一天，邓小平正在车间劳动，一言不发，默默苦干。突然脸色煞白，神情异常，身子晃了几晃，晕倒过去。工人们立即停下手中活计，纷纷围拢过来，将邓小平扶坐起来。“他是累病了!”“快送医院!”人们急得团团转。卓琳眼含泪花，对工人们说：“谁家有白糖?他喝点糖水就没事了。”原来邓小平虽然身子骨结实，但患有低血糖病。女职工程红杏一听，忙说：“我家有，我去拿来。”说罢匆匆跑到家里，心急火燎地端来一缸糖水，递给了卓琳。卓琳轻轻托起邓小平的身子，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进丈夫嘴里。工人们站在旁边，望着两位老人，望着这对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妻，眼眶不禁湿润起来。果然，邓小平喝下糖水后，渐渐苏醒过来。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从“将军楼”到拖拉机修配厂，如果从大门进出，要绕一个大弯，走半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工人们立即动手，在后面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整修出一条小路，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这样一来，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上下班只需走20分钟，而且更安全。每天清晨和中午，两位老人行走在田间。日复一日，一道田埂，竟被渐渐踩宽，如今成为一条坚实的小道。当地人至今仍称之为“小平小道”。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每天坚持上午去工厂，下午在家读书、学习，和卓琳及继母夏伯根一起料理家务，劈柴、拖地、给菜地浇水、喂鸡、做饭、洗衣等。后来，将摔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后，还要为儿子擦澡翻身。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家属缪发香按照厂里的安排，来到邓家照顾邓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由于其精心照料和呵护，邓朴方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缪发香也因之得到邓家人的高看和厚待。除了劳动，学习，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余圈，约5000余步。有空闲时，也会一个人玩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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